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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识“四”的荣光：一个数字背后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误读 不知从何时起，电梯楼层跳过“4”，手机号尾数避讳“4”，甚至一些场合赠礼也刻意凑成“三”或“五”……“四”似乎成了某种不言自明的禁忌，与“死”的谐音捆绑，被视作不祥。然而，若我们溯游于中华文明的长河，便会惊觉：这绝非我们文化基因中的原色。恰恰相反，“四”在传统中国，是一个深具哲学意蕴与美好寄托的吉庆符号，它的“污名化”，实则是一段近代文化误读与输入的曲折故事。 在我们的文化根脉里，“四”代表着完整、周全与和谐。它是宇宙的框架——《易传》有云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这里的“四象”，囊括了时空的流转与万物的基本态势，是一种宏大的、充满生命力的宇宙观。它是文明的基石：四大发明泽被世界，四书五经构筑起儒家思想的殿堂，四大名著则矗立起古典文学的巅峰。它是审美的尺度：四大美女的传说流传千古，四大名楼、名桥、名亭点缀江山，成为人文与自然交融的典范。 “四”更是渗透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祝福与理想。人生至乐，莫过于“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”这四大喜事。对家国的祈愿，是四海升平、四季平安。志在四方者，渴望纵横四海；福泽深厚者，可谓富有四海。我们最经典的民居是四合院，取天地四方和谐共聚之意；宴席的压轴菜是四喜丸子，直接寓意福、禄、寿、喜四大圆满。甚至在人情往来的礼节中，长久以来也以“四样”为敬，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中馈赠佳礼皆以四数为尊，这一传统在许多地方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依然鲜活。各地方言中，“四”与“死”的发音本就泾渭分明，足见忌讳并非内生。 那么，这股“恐四”之风从何而来？历史给出了清晰的答案：它主要源自日本文化的外来输入。在日语中，“四”（し，shi）与“死”（し，shi）发音完全相同，且日语无声调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联，使得他们对“四”乃至“十四”、“二十四”都心存避忌。这一文化心理，在近代随着日本的影响（特别是伪满洲国时期）逐渐渗透到中国部分地区。文学巨匠老舍在其抗战名作《四世同堂》中，便通过人物小何之口敏锐地记录了这一现象：“因为研究送礼，小何又发现了日本人很迷信，他们怕死，规避4样。因为四和死是同音。根据这个道理，小何送给日本人的礼物总是3样。” 这段文字犹如一枚文化切片，清晰揭示：忌讳“四”本是日本的风俗，而中国人传统上是以“四”为敬、为全的。 一个民族对数字的偏好，往往折射其深层文化心理。有人戏言，或因历史上所为之事有别，一方常怀忧惧，故生诸多禁忌；而我华夏先民，自古崇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，行事讲求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，内心光明坦荡，故而形成了“百无禁忌” 的豁达心态。在我们看来，数字本身并无吉凶，真正的“吉利”源于人心的向善、行为的积德与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。无论是“六六大顺”、“八八发发”，还是“四平八稳”、“四海承风”，每一个数字都能在浩渺的文化星空下，找到其积极、光辉的注解。 因此，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与“四”的关系了。剥落那层并非源于本土的误解外衣，让我们重拾对“四”的文化自信。它不仅仅是典籍中的智慧，亭台楼阁间的风雅，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仪式与祝福。当我们再谈“四大”，再品“四喜”，再祝“四季平安”时，心中涌动的应是一份对自身文化深厚底蕴的确认与自豪。 破除无端的忌讳，正是为了回归真正的从容。在数字的海洋里，中国人自古拥有的是化俗为雅、点石成金的智慧。这份“百无禁忌” 的底气，源于我们源远流长的文明积淀，也源于我们面向未来、创造美好的坚定信心。让“四”回归它本有的端庄与圆满，也正是让我们文化自信的光芒，照亮更多被误读的角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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